325, 一個行動者的自白與反思 (修訂版1.4.2012)

 

325我們在隊尾,由修頓來到了會展附近的指定「示威區」,距離會展會場好遠好遠。論壇好熱鬧,正值「老友記」[1]在發言,一句「揼石仔」,全場掌聲雷動。視障朋友的數白欖,大家都在熱烈唱和,然後是「同根社」發言…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讓不同群體的聲音可以匯聚起來。轉瞬間卻傳來「梁振英已過600票」的消息,論壇只好告終,我們都跟著人潮行到被重重鐵馬圍著的會展中心入口。其實,事後才知道原來是有先頭部隊突破了警察的封鎖和鐵馬,才讓我們可以這麼接近,我連三次警方對示威者以胡椒噴霧襲擊也看不到,看來我們是「坐享其成」了。

此刻,大家都無法接受梁在第一輪投票就順利當選,那時都被憤怒、無奈所籠罩著,眼下論壇已經被拋棄在原來的位置,這條新的戰線也沒有什麼人在組織著,群眾也沒有在衝擊鐵馬、警方,總之是膠著的狀態。也不知道就這樣站著對峙了多久,總之是很累了。其實,很久沒有這樣「循規蹈矩」的參與大型社會行動了。這天是因為和學生的隊伍一起才緊跟著大隊(其實應該是警方的安排)前進,沒有施展插隊、抄小路、開小差等技倆。卻無可奈何的在群眾中重溫那種「習以為常」、「讓人憤怒、又讓人心傷」的行動文化…

一位左翼廿一的朋友開始呼籲大家坐低,討論。我們也坐了下來,有一兩位朋友開始發言,但是音響很差,完全聽不到。然後,民陣開始在他們的右面的另一個位置「列陣」了,起初也是完全聽不到的。左翼廿一的朋友把咪也遞了過去,才總算聽到了。不過,不到幾分鐘,民陣就宣佈:「四月一日」去維園…這時我什麼也聽不下去了…第一反應:今天還沒有完,怎麼講下一次?吓,這不是愚人節嗎?點解會揀這一日?怎麼不和大家商量一下?

 

沒有趕得及消化,或者是聽得明白行動目的及意義,接下來是幾位政黨的代表發言,重覆抗議警方胡椒噴霧襲擊、以及視之為梁上台的白色恐怖云云。而每一位都機械式的重覆了「四月一日」去維園的告示…然後,大會提示大家「起身、散去」。這不是很熟識的場景嗎?在七一、六四的大型集會也會出現同樣情況。那時我總感到主辦單位的無以為繼,才會匆匆的轉移視線去一個一年後的集會。提醒大家今天已完成使命或任務,是否意味著大家可以心安理得的抽身離去,可以繼續如常的生活。更加不用花心思去思考、去質疑今天我們因何「一無所有」。當場,我憤然地表達了對主辦單位的不滿,引起了共鳴,也有爭議。有朋友就指出我沒有充份理解民間團體的局限和理解。事後想來,那不滿可能是夾雜著多年來參與各式各樣的大型社會行動所累積下來的,與此同時,也是對自己無積極參與改變的犬儒而憤怒。

近年,香港人引以自豪的六四、七一等大型群眾行動,其實都是很程式化的、而口號往往無法與群眾的生活結連。也許恰恰如蒂利和塔羅(2010, p. 27) 在他們的社會運動觀察中,所指出的「行動常規化」現象:(行動)儘管依然保留著抗爭的某些外部標志:旗幟、反複呼喊口號、面對強力而列隊行進,但最終還是成了「常規行動」[2]。在香港,大型社會行動往往被視為是一次性的、「紀念日」式的活動,由於與日常生活豪無關聯性,行動的世界與日常生活的世界是割裂的。所倡議的民主只局限於選舉制度中,日常生活的不民主、不公義應如何改變往往無人深究,漸漸被遺忘。做成所謂的「假日式示威者」[3],行動顯得軟弱無力。

早年參加六四,我們幾個朋友就組成了「關注被捕民運人士」的小組,努力為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人整理一些紀錄,例如他們的生活軼事、信念、理想等,然後派發我們的張單,呼籲大家不要忘記他/她們。其後,又試過參與學聯的集會後討論會、遊行去中聯辦。也曾因為覺得集會只是在「麻醉大眾」,不斷的重覆同樣程式及劇目而不去參加。不久又因著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學聯學生而「堅持下去」…也可以說是某程度上尋找到新的行動價值和意義。轉眼間,這樣就走過了廿多年。這些被描繪為「香港人的勝利」的風光背後…想起來竟然有點悲涼。

未來,我們還要這些行動嗎?我認為我和同行的伙伴應好好反思:我們是否慣性地把自己規定在「被組織者」的角色,等待別人的帶領,因而不知所措?往後,我們(對,不是他們的!)的社會行動怎樣才可以更有力量去走下一步?要加強行動的力量,必須把社会運動擺脱預設劇目的梏桎,把行動視為群眾的政治實踐空間,加强我們間的討論、互动與聯系。那天搶咪成功,與不相識的圍觀者討論起來,亦有朋友不同意我的說法,大家在爭論中…及後,還收到一位很在意我發言的社運朋友,傳來很認真的批評。他認為我忽略了基層團體的「深耕細作」和各式各樣的組織工作,亦不應對遊行有過大的期望。還為我補充了社運面對政治打壓、拘控的困境。我很感激他和我分享。我所追求的就是這些對話與文流,深切渴望在坦率溝通中,學懂民主討論以至爭辯是怎樣的一回事。也提醒我有必要重整這個年代民眾政治的意義及方向,建立配合日常生活實踐的新的政治文化。

這只是一個開端,從今以後我们必須重拾自已失落的主體性,積極培育自己所為政治積極推動者,去展開新一輪的民主、公義社會的運動。我們應該重新檢視及反思一種「以恐懼為基礎」的政治組織與動員。於我而言可,培育群眾的恐懼,遠不如建立我們對美好未来的想象與憧憬,來得有力量。此刻,我想起 Paulo Freire 的 “Pedagogy of hope” , critical hope involves “pushing beyond simply dreaming of a better day and into consciously thinking about how to work toward that collective vision” (788)[4].  想起昂山素姫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還有不久前蔡英文的「只差一哩路」的敗選宣言,正面積極的力量會令運動延續,激勵人生活之勇氣,是現今我們處於「看不到終點」的抗爭中至為重要。

註:

[1]老人權益中心的老人家

[2]Tilly, Charles and Sidney Tarrow (2007) Contentious Politics, Paradigm Publishers (2010, 中文版)

[3]FM 101 (2012) 重新思考選舉 – FM 101 淺論社會對選舉的迷思,[Online ] Available at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7429, as retrieved on March 31, 2012.

[4]http://michaeljfaris.com/blog/2006/07/pedagogy-of-hope/, as retrieved at  March 3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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